5G时代如何平衡创新与竞争？解析反垄断法对中国广电共建共享的监管边界
当中国广电手持“第四大运营商”牌照入局5G赛道时，“共建共享”成为其破局的关键词。从与中国移动合作建设700MHz频段基站，到推动铁塔、传输网等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，这一模式既降低了行业重复投资成本，又加速了5G网络覆盖进程。但与此同时，这种深度协作也让业界开始思考：当运营商从竞争转向竞合，反垄断法应如何划定监管边界，既防止市场垄断固化，又保障技术创新活力？
一、共建共享：5G时代的必然选择与潜在风险
中国广电的5G网络建设起步较晚，却凭借700MHz黄金频段的覆盖优势，选择与中国移动共建共享基站。截至2023年，双方已建成超80万个700MHz基站，占全国5G基站总量的25%。这种合作模式显著缩短了网络建设周期，但深度绑定两大运营商的市场行为，可能引发三方面争议：
- 市场份额集中化风险：中国移动本身已占据国内移动通信市场60%的份额，与广电合作后，其基础设施资源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，可能挤压其他运营商的竞争空间。
- 创新动力消减隐忧：若共建共享演变为“资源圈地”，运营商可能减少差异化技术投入，导致5G应用场景开发滞后。
- 用户选择权受限：网络资源共享后，消费者在资费套餐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选择空间可能被压缩。
例如，在部分农村地区，用户仅能接入广电与移动共建的基站，而电信、联通的5G信号尚未覆盖，这实质上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壁垒。
二、反垄断法的适用逻辑：从“行为规制”到“效果评估”
我国《反垄断法》的核心在于“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”，但广电与移动的共建共享并不直接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垄断协议。监管机构需采用更精细化的分析框架：
- 相关市场界定：需明确5G基础设施是否构成独立市场。若将铁塔、传输网等定义为“关键设施”，则运营商有义务以合理条件开放共享。
- 市场支配地位认定：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十九条，单个经营者市场份额超50%即可推定具有支配地位。中国移动与广电联合后，在部分区域的市场份额可能触发这一阈值。
- 竞争效果动态评估：需衡量共建共享带来的效率提升（如降低成本、加速覆盖）是否大于其抑制竞争的负面影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2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修订《禁止垄断协议规定》，新增“安全港”条款，对市场份额较低的企业合作给予豁免，这为广电与移动的协作提供了部分合规依据。
三、监管边界的三大核心争议
1. 基础设施共享的“必要设施”边界
根据“必要设施原则”，拥有不可复制基础设施的企业需向竞争者开放接入。但5G网络中，核心网、频谱等资源是否属于“必要设施”仍存争议。监管部门需避免过度干预导致企业丧失投资激励。
2. 数据与技术的“竞争隔离”机制
共建共享中，运营商可能通过基站获取对手的用户分布、流量数据。反垄断法需明确数据使用范围与技术防火墙标准，防止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倾斜。
3. 区域性市场的差异化监管
在东部发达地区，四大运营商网络覆盖相对均衡，监管重点应放在服务质量与资费透明度；而在中西部农村地区，可能需要设定最低覆盖率指标，强制要求主导运营商开放接入。
四、破局之道：构建“分级分类”动态监管体系
为平衡效率与公平，建议从三方面优化监管框架：
建立“红-黄-绿”风险预警机制：
- 红色禁区：禁止共享核心用户数据、联合制定歧视性资费；
- 黄色警示区：要求报备基站共享比例、技术接口标准；
- 绿色豁免区：鼓励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共建，给予税收优惠。
- 引入第三方技术审计：委托独立机构评估网络资源共享的公平性，例如检测基站是否对不同运营商用户实施差异化速率控制。
- 完善争议解决通道：设立5G共建共享专项仲裁委员会，快速处理企业间关于资源接入条件、费用分摊的纠纷。
2023年浙江省试点“5G基础设施共享率考核”，将运营商的新建基站共享比例与频谱分配挂钩，这一实践可为全国性政策提供参考。
五、未来展望：从“合规性监管”迈向“激励性监管”
随着6G研发提上日程，反垄断监管需超越传统的事后处罚模式，转向“规则制定+正面激励”组合：
- 对主动开放人工智能算力、卫星通信接口等新型基础设施的企业，给予研发补贴或优先分配高频段频谱；
- 将共建共享的社会效益（如节能减排指标、偏远地区覆盖速度）纳入运营商考核体系；
- 探索“沙盒监管”机制，允许企业在特定区域试验创新合作模式，再评估其可复制性。
在全球范围内，欧盟《数字市场法案》（DMA）已强制要求科技巨头开放核心平台接口，这种“事前监管”思路值得中国在5G领域借鉴。